作为标本的北平艺专

时隔去年底“馆藏国立北平艺专精品陈列”之“西画部分”完结之后，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再度展览“国画部分”，企图已完成一次原始的故事情节，以一所美术院校为单位，对中国近代美术史展开重探。　　“西画部分”展览了两件李叔同的作品，十分少见，据传是目前仅有的找到。

给文化界带给惊艳之余，也给“国画部分”的展出做到了一个引子。这位日后以佛学造诣为人们所铭记的大师，通晓诗词、书法、篆刻等传统艺术，不补古风与禅意;他曾就学于东京美术学校，当时习的就是油画，他也是西洋音乐的推展者，一曲《送行》流传至今。

那一代文人，身处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遇见的十字路口，那股子飘摇之中的淡定、对撞之下的自由选择，都在他的身上，大自然也落在他笔下。　　展出到了“国画部分”，这条历史线索更为明晰。某种程度是笔墨纸砚、毛笔与卷轴之间，一些画作的古意显著更加美浓，陈师曾的《师曾题写白石词意》、姚茫父的《秋山红树图》、余绍宋的《花卉四屏》以及汤定之的《泊》轴，都是山水花鸟的规矩之作，不仅效仿明清，还更进一步可追溯宋元画学，并且招揽海派文化金石之风(以吴昌硕为代表)的营养。

另一些展览作品，开始画古人所并未所画，具备可行性的现代主义痕迹，郑锦的《狐狸》、徐悲鸿的《三鸡图》、叶浅予的《成都风光》、李桦的《天桥人物》，别有一番生动与体验，技法上亦有西洋绘画的影响，特别是在是写实主义。《狐狸》一画中的边缘勾勒和对倒影的处置，显著是舶来的语言——和李叔同一样，郑锦也曾回国日本求学，他也是北京美术学校(北平艺专正式成立时的校名)的创立校长，在教育方法和课程设置上，他最初都糅合了日本京都美术学校的经验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古意与西风的区别，无法几乎以年代先后来划线。整个国画现代化的过程，并非一个明晰的时间断面，而是一次持续的、交叉来回的动态过程。比如，展览的李苦禅、李可染作品作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，在几经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等“反传统”思潮洗礼之后，他们笔墨间的工整与奔放，仍然可以在前辈那里寻找回响，而洗浴西风的郑锦的画，作于20年代，时间更加早于，文化态度形似还日趋对外开放;如今倍受资本市场注目的张大千，30年代还在仿效石涛，十分传神，40年代就在敦煌壁画的影响下，在西画之外发展出有极具个性的中国画风。

　　在北平艺专的案例中，中国画的徬徨与把守，沦为一个显性问题，有时甚至展现出为画家之间的必要冲突。其中最知名的例子乃是徐悲鸿。

　　1946年，徐悲鸿奉命沦为北平艺专校长，大力实行写实主义新的国画。他一反学古知新的国画承传，继续执行西画的教学办法，迅速招来艺术上的异议人士。就职一年后，国画组三位教员秦仲文、陈缘督、李智超收到公开信，以放假来抗议他的改革。

他们认为，国画组招生学生过于较少、教学时间过于较少、教员聘为革职，教学方法不得当，“先生以校长名义，分致同仁一函，令其某人专教树根某人专教花上，此等教学方法，若师之于初学未为不可，今施之于全国艺术最低学府最低年数之学生，致令教者与学者啼笑皆非，不独对学生程度估价过较低，亦颇辱教师精神。”徐悲鸿写文章驳斥，并举行记者招待会，坚称对其招收与教学的谴责，并主要在艺术审美上为自己申辩：“创建新的中国画，既非改进，视之为中西合璧，仅有必要师法炼而已。但所谓炼为师者，非一空言，即能还清，而诬陷侧重素描之后不会像郎世宁或日本画者，乃是一套仿效古人之偏见。

”此次展出中的李桦、叶浅予、宗其香都是徐悲鸿当时重视的新兴画家，给国画带给了新风气。　　早于在“五四”时期，徐悲鸿就曾提到“中国画衰落论”，他赞成一味绘画古人的“八股画”，主张对国画展开写实主义改进。他是留洋日本、法国的海归派，有充份心态的现代意识。而他的反对者，也非固步自封的老顽固，他们的表达意见是“将国画与西画平均值”，各拔各的血脉。

在徐悲鸿之前，北平艺专的艺术风格尽管以激进居多，但国画与西画也早于有融合与摩擦，只是未曾加剧——西洋文化的大妈，早已出了中国文化界的必答题之一。《世界日报》、《北平时报》等报纸全程参予了这场社会事件，均可闻当时公共舆论的时代性。　　争辩最后获得调解，渐渐平息。这不应却是徐悲鸿的胜利。

上海美专、杭州国立艺专、北平艺专正式成立之初就成立了国画科，却是在西化潮流中甚有自我维持的意识，徐悲鸿在治校方针上的改进，一方面挽回了国画在北平艺专的艺术地位，另一方面也之后保持着或许的中西均衡——虽并未驳斥传统价值，但方法论再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自清末以降，到共和国正式成立，直到今天，由西方加剧的中国现代性当然是一个大问题。

被央美长年消逝在库房里的这些美术作品，像一份无言的证词，外在的影响和内生的抵抗，通过技法、题材、审美等美术形式，在故纸上留给了可见的张力。　　据北平艺专的学生回想，徐悲鸿曾多次荐着一本董其昌画帖说道：“这是没生命的作品，我对董其昌、王石谷等人的评价，最少是第三等，学生们都比他们所画得好。

”眼下，北平艺专的展出设于央美美术馆四层，在体量粗壮、宽广的馆内空间，底下三层都被毕业生作品展占有(其中也有几张书画作品)，老先生们被挤迫在四楼一角。这像极了一场新的“攻占”，又看起来学生们在和他们的老校长徐悲鸿遥相呼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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